概念史研究的文化意蘊

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說：“語言并非僅僅是指稱對象整體世界的符號系統(tǒng)。語詞并非僅僅是符號。在某種較難把握的意義上，語詞幾乎就是一種類似摹本的東西?！保ㄙみ_默爾：《真理與方法》（一）,洪漢鼎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586頁）學術研究的展開離不開對詞語內涵的梳理，概念史研究之所以重要，源自其一個基本信條——概念即歷史，也即概念不只是認識歷史的方法，其本身就蘊涵著歷史和文化的符碼。

概念史起初是一種哲學辭典的編纂方法。黑格爾去世后出版的《歷史哲學》出現(xiàn)了一個特別的用法，將歷史書寫分為三類——“原始的歷史”“反思的歷史”和“哲學的歷史”，“概念史”被歸入“反思的歷史”。因為只有孤例，且黑格爾沒有闡釋何謂概念史，因此有人懷疑這里的概念史是否出自黑格爾之口，抑或為記錄者所誤加。但是，這一用法別具意義，被賦予感知和反思意涵的概念史不正是科塞雷克、布魯內爾和孔茨等主編《歷史性基礎概念：德國政治—社會語言歷史辭典》所要彰顯的旨趣嗎？正是在這部8卷（第9卷為索引）大開本的歷史辭典中，作為理解和反思的概念史被確立為一種書寫歷史的方法。需要贅言的是，這里的“歷史辭典”（Historisches Lexikon）雖有一般辭典的書寫規(guī)范，但是內容異于通常意義的辭典詞條，有的概念篇幅堪比專著。

科塞雷克在給該辭典撰寫的導言里，揭橥了概念史研究的基本內容，概言之，一個概念要成為歷史性基礎概念大致需要滿足四個標準：民主化、時間化、政治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民主化即社會化或大眾化，指原來由貴族、教士等壟斷的知識逐漸為普通人所掌握。時間化不是指外在的時間，如自然時間和紀年等，而是指概念本身所內聚的過去的經(jīng)驗和未來的期待，正是在這二者的張力中概念才得以成為近代或現(xiàn)代概念。概念一旦為不同團體、黨派所使用，即開啟了政治化的進程。政治化的概念有可能意識形態(tài)化——抽象化，抽象化的概念與其實際之間必然產(chǎn)生張力。

1972年《歷史性基礎概念：德國政治—社會語言歷史辭典》第1卷問世，1997年最后一卷第8卷出版，這期間概念史研究在德國以外產(chǎn)生了不同的反響。1985年，科塞雷克的重要論文被結集英譯為《過去的未來——歷史時間的語義學》（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出版，這本對概念史旨趣進行闡釋的論文集受到海登·懷特的推崇，他稱科塞雷克為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理論家之一。但是，在法英兩國，概念史的境遇不佳。師從科塞雷克的法國學者阿赫多戈稱概念史在法國被無視，是“不敢說出自己名字的思想史”。英國政治思想史家斯金納甚至直言沒有概念史，只有圍繞概念爭論的歷史。政治思想史家波考克質疑以概念而非語言或話語作為研究對象的可行性。來自法英的冷淡或批評表明彼此之間存在學術理路的歧義，英國政治思想史的“語言”研究要在經(jīng)驗，法國的“話語”研究重在實踐，而概念史關心的是“概念”長期的歷時性變化。

面對概念史受到的質疑，科塞雷克的弟子、比勒菲爾德大學教授斯坦梅茨提出應該將視線下移到十九世紀末以降的“高度現(xiàn)代性”的時代，同時加強對概念與反概念、相鄰概念、語言表達和隱喻等的研究。有鑒于概念史雖然描述了語義變化而缺乏有效的解釋力，他在《歷史語義學：理論問題與研究實踐》一文中認為，歷史語義學有必要來一次“經(jīng)驗性轉向”，展開微觀層面的歷時性研究。在他看來，語義學的核心問題是語言和語言之外“現(xiàn)實”之間的關系，也即如何將語言之外的“現(xiàn)實”和過往由語言形成的“事實”概念化。借用盧曼關于語義的定義——暫時穩(wěn)定的言說和書寫方式，語義可以制度化和儀式化。如此一來，關于語義學的定義多少都與“社會結構”有關。事實上，與社會結構一樣，語義由個人行為（語言行為）構成，對行為者既是約束也是動力，歷史語義學或歷史話語需要建立一種解釋語義變化的模型，進一步追問語義何以產(chǎn)生、消失以及不斷變化。

但是，即使在方法上趨近了，仍有不可逾越的歷史和文化溝壑——不同語言之間概念的“可譯性”或“互譯性”問題。在歐洲語言中也存在如何翻譯的難題。以色列歷史學家范妮亞·奧茲-扎爾茨貝格爾研究18世紀末蘇格蘭道德哲學的德文翻譯后，發(fā)現(xiàn)譯者用德文Staat（國家）翻譯英文Community（共同體）、Polity（整體）和Nation（民族），致使后者失去了在蘇格蘭文本中蘊含的古典共和主義的意味，更為糟糕的是，顛覆了蘇格蘭文本內涵的批判性。斯坦梅茨回憶20世紀80年代末在比勒費爾德大學參加科卡和韋勒領導的重大研究項目——從比較角度探討現(xiàn)代和當代歐洲的Bürgertum（資產(chǎn)階級、市民階層），最后他們發(fā)現(xiàn)以幾乎無法翻譯的Bürgertum作為研究出發(fā)點的錯誤，因為以這種方式開始研究，一開始就預示著存在德國“特有之路”（Sonderweg）。

上述發(fā)生在歐洲的翻譯問題，在意欲研究19世紀以來的近代新名詞和概念的東亞同樣存在。在科塞雷克訪問日本二十余年后，中國、韓國和日本興起了概念史研究。這些地區(qū)同屬漢字文化圈，漢字對譯西語為比較概念史研究提供了難得的范本。就中國而言，在討論由詞語和概念建構的近代時，既要關注漢字譯詞與西文的關系，還要兼顧來自日本的影響，由日本轉譯的多是由具有豐富漢學知識的學者提出的，之所以為晚清知識人廣泛接受，乃是因為彼此在語言文化上有著互通之處。無疑，漢字概念與西文概念不可能完全對等，即使同樣使用漢字概念的中日韓之間也存在巨大的差異，比如西文的Gentry，在中文被視作士紳，日文為“大百姓”，韓文是“兩班”，細究起來，它們之間存在不可互譯性，語義表現(xiàn)為一種社會結構，各自對應的社會結構各不相同。更不必說，翻譯概念在達成譯詞的標準化和廣泛使用過程中，與政治、社會之間產(chǎn)生的互動和互相再造的關系了。

斯坦梅茨在批判“歐洲中心主義”時，指出反映西方世界觀的諸如“政治”“宗教”“社會”“個人”等概念已經(jīng)深深嵌入非西方社會，而非西方社會的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和文化專家常常通過在其敘述中插入所觀察的行為者的術語來消解外來性問題，這產(chǎn)生了一種消滅歐洲中心主義的錯覺。實際上，去歐洲中心主義是為了對抗權力的壓抑，而非將外來的翻譯語和概念棄之不用。在筆者看來，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旨在深究特定情境下概念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及其結果，與此同時，在深化研究中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作者：孫 江，系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教授）